姑息照护能"延长生存"，那它和积极治疗的边界在哪？
延长生存的机制并非"多治"，而是"少做无效治疗 + 早控症状"。边界不在"治 vs 不治"，而在"哪些干预的负担超过了获益"——同种化疗在一线可能延命，在终末期可能只增毒性、缩短清醒时光。关键是随病程不断重估目标，而非一条道走到黑。
对阿片成瘾的恐惧在临终被夸大，但社会层面的阿片危机是真实的——如何不矛盾？
两者语境不同。阿片危机主要源于非癌性慢性痛的长期、大量、社区处方与滥用（见 Day 40）；临终镇痛是短程、有明确指征、专业监护下的使用，临床成瘾极罕见。承认危机不应反向制造"阿片恐惧症"，让临终病人疼死。
预立医疗指示写得再细，也无法预见所有情境，那它还有意义吗？
正因无法穷举，"指定代理人"往往比"书面清单"更重要——懂你价值观的人能在具体情境中灵活判断，清单只能覆盖预设场景。理想是两者结合：清单划底线，代理人处理灰色地带。文件的核心价值不在条款，而在它逼出了那次对话。
"在家离世"被当作善终标志，但对独居或照护不足的家庭，是否反而是负担？
是。善终是偏好导向而非教条——有居家安宁支持时在家是慰藉；缺乏照护、症状难控时，专业安宁病房可能更有尊严。把"在家"绝对化会制造新的内疚。真正该问的是"这个人想要什么、什么条件下能实现"。